“假设不思索收入和面子，你最想从事什么工作？”
这个话题下的豆瓣网友，很多选择了“自在职业”。但是在他们置身的理想中国里，自在职业仍然被视为“稳定”的对立面，是“有钱任性”的选择，是中年危机下不得以的尝试。
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率先尝试自在职业的年轻人，常被问的是：更自在了吗？怎样养活本人？将来怎样办？
而他们都问过本人的问题是：工作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“那中央只要一个假德克士，我图什么呢？算了吧”
阿鲸如今每个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P工资条。“给我妈，她不晓得我早就不上班了。” 在咖啡馆一坐下，她就开端讲本人自在职业的阅历。
她短发，宽松白T，戴着一副大镜片的圆框眼镜，满面笑容，有旺盛的倾吐欲。
2018年底，阿鲸就不上班了。辞职的理由很“任性”，部门要被派遣到大厂镇去，她在地图上一搜：那地儿只要一个假的德克士，我图什么呢，算了吧。
阿鲸的工作其实算得上轻松。2017年11月起，她开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动画部门做实习编剧，毕业后转正。弹性上下班，同事单纯友爱，公司“二次元浓度”高，戴假发、穿洛丽塔服装、趿拖鞋都没问题。
但阿鲸常在上班时忽然肉体解体。
精神常常被过多无用的事情耗费了。阿鲸如今说起来都带着怒气：“拟一份合同，要先拿给法务审，法务审完了主管审，主管审完了总监审，总监审完了总经理审。”
她给本人的定位是创作者，工作却被一板一眼地量化，每天写几个字，都要在周报上表现出来。她受不了这些“外表功夫”，但在公司这样的庞大系统里，必需做这样的事来表现工作量。有同事就堂而皇之地写上“读者群维护”。可维护什么呢，“那个读者群里基本没有几人讲话”，基本没有维护的必要。
去年三月，男朋友洗完澡从浴室出来，看到阿鲸正捂脸痛哭，问她怎样了。她哭着说：“我论文格式不对。” ——很小的事情都会压垮她。
三月了，毕业论文还没写完，又要上班，又要交稿（那时她手上还欠着外面接的编剧活儿），她开端失眠。躺在床上，怎样都睡不着，她就起来干坐着，或者去阳台上抽烟。边抽烟边叹息。
阿鲸在写稿
这个一脸阳光、单脚踩着滑板车呈现在我面前的女孩，翻开微信，在搜索栏输入“不快乐”，跳出来的都是她上班时发给朋友的吐槽。“新的一天，新的不快乐”。
有一次她连续两天没睡着。学心理学的朋友担忧她，你这种水平，就算不是焦虑病症，也至少有焦虑心情，应该去找个心理医陌生导一下。
心理医生倡议：你一定要把时间合成，强迫本人每天至少找非常钟的时间，做一些没有意义的，轻松的事情。
连续一个月，每晚睡前，阿鲸会走到男朋友面前唱一首儿歌。她觉得好点了。
但心理调适只能协助她缓解心情，改动不了基本。下雨天，堵车两个小时打不到车，眼看就要迟到的时分，阿鲸又在解体边缘。
她变成了那种戾气很重的人——频频向打车平台投诉，气势特殊：电话打过去，不给对方应酬的时机，上来就标明立场，“好，我们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，我们来处理问题”，一股脑把问题说了，再立即给对方定下期限，“你一定要在中午12点前回答我”。
2018年7月，阿鲸毕业，才当了一个月正式员工，部门就因构造调整，打算把员工派遣去大厂镇的影视基地。
她辞职了，“不想吃假的德克士”。
整整两周，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才觉得活了过来。
在电影学院念书时，阿鲸就在培训机构兼职做考生培训。上一小时课收入500元，她一天能上9小时，一天4500元接近她上班一个月的工资。
“我想着我努力一天就能挣够在公司一个月的工资，也就没那么慌了。”
不上班后，阿鲸觉得整个人松弛了下来。她曾经很久没有打电话投诉叫车平台，还开端留意身边有趣的事。
整个人的五感似乎清醒了。
有段时间，她写灵异类漫画，半夜写着写着，背后忽然传来说话声——那是她男朋友，“睡得死猪一样”，“说呓语就算了，还呵呵笑”，她津津乐道地想，“很巧妙”。
她以至有闲心坐地铁，察看形形色色的人。一次，阿鲸看见一对老夫妻，爷爷用轮椅推着奶奶，在换乘车道里飞快奔跑。跑了一段，俩人忽然停下来，换了个个儿，奶奶推着爷爷跑，居然也跑得很快！阿鲸哈哈大笑：等我老了，有人这么跟我玩儿也挺好。
还有一次，出门赶上早顶峰。地铁拥堵，人跟人靠得近。旁边那男孩“一看就是程序员”，秃头、背着瑞士军刀牌双肩包，一身皱巴巴的格子衫，满脸青春痘，那只举着锤子手机的手困难地从肩膀一侧伸出来。她看到他在便签上写：“大城市的地铁，让繁忙的人们变得宽容”。
她觉得这些无用之事滋养着她的创作。
一天的创作通常从深夜开端。写剧本前，一定要先“摸鱼”。刷刷微博、跟朋友们聊天找找手感。过了12点，众人陆续睡去，周围安静下来，她像准备冬眠的熊，找一处舒适的中央——有时是猫窝，有时是书桌，坐下来，翻开一包奥利奥，用死甜死甜的饼干提神醒脑，埋头写至次日上午6点。
卡住的时分，阿鲸就去切土豆，切完一颗土豆，剧本情节也就出来了。
原本想先休息一阵再找工作，可过了一段时间，她发现，“休息蛮开心”，那就不上班了，正式地成了自在职业者。每个月她也有量化的事情需求做，那就是用Photoshop给妈妈P工资条。
赚到人生第一个200万，我本人都不测
屠艳对职场的疑心，也源于很小的霎时。
2013年，她在上海的日企上班，22岁的她被招进去，顶替怀孕的女前辈岗位。休产假前，30多岁的女前辈每天都很忙，但她休假后，指导们立即开端讨论她将来的职位问题。屠艳想，等本人30多了，可不想继续挤地铁，继续被品头论足。
很快，屠艳就成为干将，没人再想起那位前辈。
2015年，屠艳进入另一家主要担任组织筹划企业文化活动的日企。她仍然热血，公司9点开工，屠艳坚持7点多到岗，不断到晚上8点多。有时活动临近，夜里开会，她就要工作到清晨一两点。
2016年，公司接下一家大公司一场5000人的大型活动——这是屠艳经手的范围最大的活动。她成了主要担任人，率领3个日本员工，一个月加了200小时班。在家的时间除了睡觉，就是洗澡，然后继续回公司工作。
活动当天，几十家公司被汇集在体育中心。中途突发不测，“啪”一声，全场展位断电，屠艳很解体，不得不让掌管人当场宣布：“由于会场的缘由，这里不能用电了。”
精心筹备数月的活动不测终结。活动完毕，众人去庆功，屠艳没去，回家蒙头睡了一觉。隔天醒来，她脑海里冒出的字是“都没有意义”。
她彻底提不起劲儿，走在路上，神色松散地想“工作到底是为什么”。她的老板，那位彬彬有礼的日自己，对她说，屠桑，你回去休息吧。
两周后，她辞职了。定了一张飞往云南的机票。
在沙溪古镇的小河边，屠艳站在桥上，看着流水从脚下汨汨地流过、远处房屋灯光闪烁，打动得泪流满面。“我这个哭是收获了正能量的哭，生活能够是这样的，并不是像我之前那样的”。之前，她是一根过于紧绷的弦。
决议成为自在职业者，很多人第一反响是羡慕“自在”，接下来最关注的就是实践问题，不上班了，怎样活下去呢?
这也是屠艳一开端最不肯定的。
她先是充溢热血和浪漫，在法租界开了一家美甲店，每个月都在店里举行主题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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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，，屠艳走进公园，阳光猛烈，她摊开本人，暴晒20分钟。
她下定决计把运营不善的美甲店转让进来，做回能养活本人的成本行——为日企举行活动。她定了KPI，2018年收入最少能与上一份工作持平——月薪1万7。
她将手头的资源罗列出来，每天打10通电话：本人离任了，如今单干，假设便当，想当面访问。预料之中，多数人回绝了她。但只需有一个人同意见面，就可能是大单，够她干的。
每一封发进来的邮件，屠艳都带着日企员工的细腻，真诚讲述本人的创业初心，与对方回想共同阅历的过往，写下一些暖和的小事。
屠艳（左）
2018年6月，屠艳就接到了第一场活动——一个政府机构三四百人的大活动。不测的是，第一个找她做活动的客户，是她过去美甲时认识的。
第一次见面，双方聊了一个半小时。谈判完毕，屠艳曾经把活动框架肯定了下来。对方很诧异，这个年轻女孩居然如此高效。尔后，这家机构将相关活动都交给了屠艳。日企的订单也完成零的打破。
这些订单，屠艳全找自在职业者协作，尽可能降低本钱。做自在职业之后，屠艳才发现这个群体曾经很大。社交网站是很多人展现本人文章或设计的主要平台，认识一个，就会认识一群。
屠艳一眼就能看出谁更靠谱。一是能否有条理，二是商定的事情能否会在商定的时间内给回答。此外还有对细节的处置。比方，两个同样做设计的人，一个交了作品，还有一个，在作品之外附上本人的想法诠释，那她会更倾向与后者协作。
她给我看了她的日程表，密密麻麻，各种颜色的笔标注着不同活动的节点，简直没有空缺。最夸大的2018年10月，她一天要赶三座城市。到了年底，屠艳一算，她完成了200万业绩，扣除本钱，利润远远超出她为本人定的KPI，连她本人都感到不测。
“给我1000万或者让我晓得这个世界上有个外星人，我会选择后者”
在2018年2月发起“100个不上班的人”独立采访方案后，林安发现，选择不上班的人，气质相近——都不安于现状，喜欢做有应战的事。“他们自在地选择喜欢的事，并且可以养活本人，我很向往。”
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，大局部自在职业者是从厌倦过去的工作状态，再也不能安心肠“装模作样”开端的。
成为独立游戏开发者之前，太昊曾经在游戏行业创业十多年。公司范围最大时有五六十名员工，但太昊不想再坚持下去了。
“大局部游戏外表上免费，却在过程中设置了很多收费点，建个建筑，要么花20小时，要么花钻石，花钱无上限。商业游戏的构造变成99%的玩家消耗时间，1%玩家投入巨额金钱。为了牟利，公司就要向这1%倾斜，游戏曾经不再是我所了解的狭义的‘游戏’了”。”
他变得团结。和一帮独立游戏圈的朋友在QQ上破口大骂无良商家诈骗消费者，赚取黑心钱。骂完，QQ一关，继续为“无良商家”写代码。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，他决议退出，成为独立游戏开发者。
太昊
在四周人看来，太昊大约是个失败的创业者，创业多年竹篮打水。但他做起不断想做的事，自在地构建本人的世界——一个美丽的桃花源。这里有土地、流水和房屋，随节气变化而变化。桃花源过一天，外面的世界过一年，因而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外面的音讯就会传来。朝代更迭，技术演化，桃花源的村民也不时进步消费技术。
独立游戏需求很长时间的无收入状态，十之八九的人因各种各样的理想要素放弃了这条路。
太昊很感激妈妈又一次支持了他，每个月在经济上给他补助。多年以前，妈妈曾支持他干了另一件事——“出柜”。“你妈妈出国留过学，还看过同性恋游行，这都不是事儿。”
和太昊在同一座城市的小春则是“不合适上班的人”。
自从第一次辞职后，她辞职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上班的时间是以“周”计算的。朋友们总是打趣：又辞职啦？这回干了几周?
辞职背后是深入的怅惘。
她在北京做撰稿人，从一家新媒体换到另一家。她发现，她并不置信本人笔下的东西，不喜欢追逐热点，不认同新媒体的写作方式。
上班最难受的时分，她学会了喝酒。下班后喝到舌头轻轻打结，肉体介于醉与苏醒的临界点。第二天早上喝一杯咖啡醒神，反正工作就是“在电脑前装模作样”——“我都不晓得本人在干啥。”直到她给HR发微信说：通知你一个凶讯，明天我不去上班了，以后也不去了。HR很冷静，用见惯不怪的语气回复：好吧，那来办一下手续。
每次辞职，小春会去公园无所事事地坐上半天。钱花光后，她会继续投简历，面试，找一份新工作。
小春
“我也晓得本人的行为里含有逃避的成分，不上班的时分，一边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，一边劝说本人要走进来，去做28岁的人该做的事，去工作、谈恋爱、结婚、买车、买房，去做一个积极的人，每天做有意义的事。可是到底什么是意义啊?”
自在插画师青松则是那种厌恶“规划”的人。
他会由于“协作吹了”而欢欣雀跃。“假如真的跟他协作，那我这一个月都要画画，而且时间很赶啊，没协作我很开心啊。我这一个月又能够睡觉、天天玩了”。
过去，在设计公司上班，他每天口袋里揣着本子，随时随地画，在路边画，在饭桌上画，在旋转木马上画……
辞职那一天起，他就进入想干嘛就干嘛的状态。曾有一位名企的筹划总监帮青松做过职业规划，大方地将生意场上的秘诀传授给他，向他保证，照他的办法，青松每年能轻松赚取几十万。“但是我不听啊，由于我觉得有目的很费事，我喜欢每天无忧无虑地生活。”
“如今，哪个企业敢说我管你一辈子，它敢说，你敢信吗？”
由于脱离了主流人群，“自在”有时分会带来更大的焦虑。由于你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，决议方向，也为结果担任。将来会怎样样？会不会彻底失去职场竞争力？和身边人的比拟带来的内心动摇……每个自在职业者都要面对各种不安。
阿鲸为本人设定的目的是，写出本人想写的剧本，她不断想写一部细腻的家庭故事。为此，她得先干很多不“自在”的事儿，比如给一家公司写小说改编影视评价，被迫在网文网站上看了很多男性向的YY小说，一边看，一边翻白眼：“凭啥这东西也配改编成影视作品？”
她还要学会独立面对很多创作之外的事情，比如作为一个小乙方，如何保卫本人的权益。
这两年，影视行业忽然进入“寒冬”，项目做着做着就黄了。她曾帮朋友讨薪，去劳务市场请了一位东北大妈。大妈通知她，他们村有个习气，用菜刀剁案板骂人，一边剁一边骂。
他们把甲方公司老板的名字通知了大妈。于是，每天上午，人公司一开张，大妈准时带着菜刀和案板报到，在门口一边剁一边连名带姓地骂，骂了三天，讨回那笔钱。
她更深入的焦虑是：本人到底适不合适写作。这个问题重复折磨她。她常常自问，30岁之后我还能接着写吗？我终究有天赋吗？她积极参与各类编剧竞赛，想以此证明本人，缓解焦虑，“但其实蛮饮鸩止渴的”。
屠艳的问题则在于，不上班后，反而比过去更累了。
实践上，“过劳”是很多自在职业者会面临的问题，由于惧怕失掉一个客户就会失掉将来协作的可能，自在职业者普通尽量不回绝甲方。这会招致有时分活儿全堆到一同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
2018年11月，屠艳在地铁车厢内晕倒了。当她从地上被人扶起时，她感到耳边生疼——在她倒下的一瞬，尖利的耳环刺进了完好的肉里。此前她曾经开端大量脱发，成天戴着帽子。
有人却闲得惧怕。当独立摄影师邢铁军认识到，本人能够连续三四天不出门时，他感到十分恐惧。“待得住”意味着没活干，今天没活干，明天没活干，雪球越滚越大。
2019年最夸大，4月初到5月底，整整两个月，他一共只接到四个拍摄，每个月工作10天就到头了。当一个人有大量的时间能够挥霍时，一定是好事。“我就是太缺累了，我这闲的，那个价值感几乎就……”长期不与人交流，邢铁军有些语无伦次。
邢铁军
自在撰稿人小春则有时分觉得房间像坟墓一样把她困住了。每当到了某种极限，她又猖獗地想回去上班，神往挤进光鲜亮丽的写字楼、996但高薪的大厂——在自在和上班之间重复彷徨，是很多自在职业者的状态。
虽然自在职业有很多不安，但“不上班”的吸收力仍然很大。
2018年2月，林安在豆瓣上写下“100个不上班的人”第一个故事，这篇文章就被推上首页，很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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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也发现，更多的自在职业者正在试图寻觅同伴，寻觅组织，寻觅归属感。
“仅一代人之前，大局部人还都希望成为全职员工，做稳定的全职工作，整个职业生活不跳槽或仅跳一次槽。而今天的人们很少能够沿着这种预先肯定的职业阶梯渐渐向上爬。”《零工时期》作者戴安娜-马尔卡希在书中写道。
阿鲸的妈妈是那种最传统的中国妈妈——在安徽芜湖的电厂工作了一辈子。她入厂时在厂里种下的那棵树，如今比阿鲸年龄还大。
她对女儿的希冀一直是稳定：学个财会专业，进入电厂，找个电厂的男人结婚，过一辈子。
阿鲸说: “时期不一样了，过去国企能够管你一辈子啊，如今，哪个企业敢说我管你一辈子，它敢说，你敢信吗？”
对她来说，只需把钱揣口袋里、能把控将来3年的生活就不错了，将来太远了，想太多没有意义。但她晓得，不能一下子强求妈妈了解本人的选择。她还是每个月老诚实实P工资条给妈妈看，通知她：“我在北京上着班呢。”
